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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念长:货币的尖叫

当代中国商业意识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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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专栏作家。著有《中国文学场》、《货币的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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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为何不被信任  

2010-04-19 13:37: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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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删节版以《保卫社会?》为题在华商报发表)

续看南平血案:社会为何不被信任

曾念长

 

一位医生手持尖刀连刺十三个小学生的“南平血案”溢出了南平这个山区小城的舆论空间,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关注与讨论。“南平血案”第四天,也就是3月26日,腾讯网组织了一个题为“南平惨案的答案在哪里”的专题,并对网民看法进行网络调查。调查显示,截至当天下午五时,认为南平惨案应归咎于个人问题的占14%,而认为是社会原因的占86%。

来自网络这个自由社会空间的民意表达与我在几天前针对此事撰文表述的观点几无二致:南平惨案不会是一个人的心理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关联度极高的突发事件。有意思的是,国内主流媒体依然把叙事焦点集中在杀人者郑民生的个人心理问题上。这一逻辑取向与地方当局对此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态度基本吻合。根据3月26日《扬子晚报》报道,南平市委市政府对该案的指示就是“速审、速判”,但由于有一套司法程序必须走,还不能立马“从重、从快”地“解决”。南平当局的表态大有泄民愤之意,从而继续将社会舆论的兴奋点积聚在对郑民生个人心理畸形等偶然因素上。

来自网络社会的草根民意与来自官方部门的权威表态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对峙。从草根民意这一边来看,不排除人们对杀人者恨之入骨的普遍情绪,但网络调查显示,网民还是一边倒地认为悲剧的根源来自社会。而在这个极度倾斜的调查数据背后,挂着一个巨大的问号:社会为何不被信任?

其实“社会”这个最宽泛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对于多数人而言都显得面目模糊。它的主体构成、结构边界以及生成机制,都无法被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个体所理解。我们可以从民间话语中提取关于社会的误解性表述。例如当人们谈到官员腐败,便会有人感叹“如今这社会啊”。显然,在多数人的集体意识中,“社会”取代了“国家”的语义表述。这是人们对社会的最大误解。这种误解一方面来自汉语的现代性困境,另一方面则来自历史的心理沉淀。

就汉语表述来说,唐代以前的中国并没有“社会”这个提法,最接近的一个词汇是“社稷”,其语义指向两个方面:第一,土神和谷神,第二,国家。唐宋以后,虽然出现了“村闾社会”、“乡民社会”等说法,但语义接近“社稷”。现代汉语中的“社会”,则是明治时期日本学者翻译自英语的SOCIETY一词,近代中国学者在介绍日本社会学时沿用了这个词。但这个由学者引进的泊来词汇并没有被中国普通民众所消化,它继续指向“国家”这个古老的含义,从而与“社会”这个实体发生了错位。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由“国”和“家”两个体系构成,今天的学者又称其为“国家社会”和“宗法社会”,但这个“社会”是后发命名,在古代中国,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今天意义上的社会实体。细究起来,传统乡村的宗法社会更多地带有今天意义上的社会性质,但到新中国之后,国家政权长驱直入乡村,结束了乡村自治的时代,全面建立起“国家包办社会”的权力体系。所谓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在政治经济学层面对“国家包办社会”的一种表述。

在“国家包办社会”的权力体系下,全体国民自然享受了国家体制的庇护,相比之下它更有可能通过国家权力手段实现“社会公平”,这是当下中国许多左派份子怀念“毛时代”的充足理由。但在一场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悄然崛起的商业力量打破了“国家包办社会”的封闭局面,社会获得了它的微弱发展空间,新问题由此产生。在这场历史巨变中,多数人从国家体系内滑向了社会的街头,但“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并没有变,“小社会”不具有自治的能力,而“大政府”也已经不再包办社会。在对“南平血案”的深入报道中,我们发现,在郑民生持刀杀人的背后有着一个极为灰色的家庭背景:六位兄弟原本都是国企或事业单位的职工,但都无一例外地“下岗”了。

国家已经发生了职能转移,但社会却还很弱小。在“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下,社会不被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这个威力强大的政府失去了信心。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一书中对“必须保卫社会”的阐述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必须保卫社会的自治形态,第二,国家必须保卫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微弱状态无法得到提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权力与商业权力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联合宰制,从而导致了一连串涉及民生的“官商危机”。以这几年的居民住房问题为例,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许多人的住房理想破灭,人们不会简单归咎于开发商的暴利,而是更多地寄望于国家的合理制度安排。

无独有偶,中国学者熊培云最近出版的《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以极大的热情探讨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者认为21世纪的“新新中国”正在谋求从国家解放到社会解放的转型,“社会建设”首次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着重提出,预示着“中国政府将逐步告别过去国家至上的单向度思维,致力于以个人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性建设与改造”。作者强调,重新发现一个公民自治的社会,让政府回到它自身应有的角色,鼓励“结社自求”的社会可能,中国才有可能进入“共建共享”公民社会的宽阔之境。

在腾讯调查中,网民普遍认为南平惨案应该归咎于社会原因,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草根民意对国家的含蓄谴责。但显然这样的谴责不具有足够的理性。“国家包办社会”的时代终究要过去,国家应该回到它的本位角色中去,而社会也要发展起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去保卫“大政府小社会”格局下的弱势社会,以及如何在中国经验之下重建我们的社会体系。笔者认为,传统中国的乡村自治体系是我们唯一可以继承的一种历史资源,它显示了在没有国家政权干预的情况下人们共同维系起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共同体的可能。但在当代中国,传统的乡村经验受到了极大冲击,起先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式干预,而后是近年来的“商业下乡”。在这个意义上,“保卫社会”可以从“保卫乡村”做起,“重新发现社会”也可以从“重新发现乡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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